我跟随丁甘仁老师写方的时节，仍住在南市，一清早步行到英租界，沿途经过中西名医的诊所，当时有几个医生早晨七时已经开诊，夏应堂门诊六角六(即小洋六角、铜元六枚)，殷受田门诊四角四，唯有平乔路上的张骧云(即张聋)门诊取费二角二。西医陈一龙、庄德、臧伯庸收费都是小洋八角。

这种观察，对我将来开业很有帮助，看他们如何应付病家?如何诊疗处方?他们各有千秋，最有趣的是张聋，一天要看到二三百号，后来和他们相熟之后，才知道张聋的门诊虽然收二角二，但有人只给几个铜元，他也一样替他们看病。张聋家用只许用铜元，银角子丢在一只空火油箱中。所谓“火油箱”，就是装五加仑汽油的方形铅皮箱，倒油的时候不过打两个洞，可将全部汽油倒出。张家就利用这种空箱，打一个放进银角子的小口，每天陆续把银角子丢下去，只能放进，无法拿出，积满一箱就送到密室中，子孙要搬都搬不动，抢劫偷窃都不怕的。

丁甘仁老师的门诊是一元二角，每天看到一百号左右，是全上海诊金最贵的一人。(按：后来安徽王仲奇、北京陆仲安到上海开诊，门诊取费二元、四元，但是每天求诊的人不过一二十人。)

我那时节每月有固定的收入二十余元，我就划出四分之一作为交际费，四分之一作服装费，其余一半作为储蓄。

这时节黄磋玖(楚九)办九福公司，将发行“百灵机”药丸，先期把面额一千元的股票送给八位中西名医，并选为董事。中医只有丁甘仁老师名望最大，所以特送一份。丁老师接受之后，交给他的第二位哲嗣仲英先生，要他代表出席董事会，并将开会通知书由我送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中和里仲英先生处。仲英先生望了我一眼就说：“我也有诊务在身，哪有空闲去开会?由你代表就算了。”我当即答应，其时我觉得仲英先生雅量宽宏，医术湛深，后来我又正式再拜仲英先生为师。

我到黄楚九那边去开会，又认识了颜福庆、庄德以及他的女婿臧伯庸、曾焕堂等，我叨陪末座，居然有时也发表几句话，黄楚九对我侧目而视。开会完毕之后必然有一席很丰富的宴席，由粤菜馆“杏花楼”承办，我一问价钱，每席是二十四元，不禁吃了一惊。席间还有游艺节目，因为黄氏那时早已开办大世界游乐场，凡是新请来戏曲或杂技的艺员，必然先在黄氏宴会中露面试艺，因此在知足庐落成之后，我认识不少京剧方面的名角，如孟小冬、潇湘云、粉菊花等，都是年轻貌美艳光四射的。

我这时渐渐重视仪表，以四块几角做了一件白色的熟罗长衫，两块几角做了一件黑色的铁线纱马褂，二元四角做一身方格纺绸短衫裤，头上戴了一顶小结子瓜皮帽，足上穿了一双白底缎鞋，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穿西装的人百不得一，如果穿西装，都是吃洋行饭的，被人讥为“假洋鬼子”或“洋行小鬼”。

那时节上海中医坐汽车的很少，丁甘仁老师坐的是一辆福特篷车，我和他的司机搅得很熟，一天丁老师叫我到南市同仁辅元堂接洽事情，我坐了他的车去办理。先一日大雨，南市地势较低，发生了水患，我就顺道坐了车去探望我母亲。进门见到水深及膝，到了楼上，母亲正在发愁，见了我说：“为了贪图房租每月只付十二元，但是现在这种旧房子，一下雨，常常水深数尺，水退之后，成年累月地潮湿和霉气，实在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说：“再隔几年，我一定会请你搬到夷场上去的。”我母亲才展颜微笑。

接着我说：“今天我坐汽车来，专程接你老人家到夷场上去玩一宵。”母亲说：“也好。”于是叫弟妹和邻居小孩四五人穿好新衣衫，坐上汽车飞驰向租界而去。那时节的汽车，鸣笛全是用皮球形的喇叭，开进闹市时，司机不断地用手揸皮球，发出一种叭叭之声，所以当时的小孩子，都叫汽车为“叭叭车”。我们先到四马路大西洋西餐馆吃西餐，每客是小洋六角，小儿还可以一客分成两份。母亲非常高兴，饮了三杯酒，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气。接着我带了大家去大世界游乐场，进门时我手执两张长期门票，向立在守闸处的总稽查“闹天宫福生”一扬，这个徐福生很机警地一挥手，由我领了大队小孩浩浩荡荡地免费进去。玩毕，我叫了一辆出差汽车。所谓出差汽车，即等于香港的“的士”，直送到遥远的南市，车价由“大世界”到南市是一元二角。

李静整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