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时代的生活，讲起来真有一番沧桑史。我就依据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往事作为出发点，写成本文，藉以反映1949年前近六十年来物价的变迁。

    我六岁前，绝少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块银元，新年中到九姑母处拜年，姑丈号称巨富，开设典当七家，姑母见到我非常高兴，给我一块钱作为“拜年钱”，我拿着银元回来，举得高高的，飘飘然已成为有钱人了。

    我的家庭环境，在幼年时代，是上海县城内的世家。我父亲子晋公合了五房弟兄、在县城大东门大街开设一家陈大亨衣庄、一家陈锦章衣庄，又开了陈荣茂、陈大升两家绸缎局。我的叔父常常夸耀我家的财富，他说：“郭半城、朱一角，陈家两头摸”，意思是说姓郭的地产占到半个城，姓朱的占一只角，姓陈的家宅与店铺由城内开到城外，两面可以摸到钱财。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这个时期，我家已濒临破产边缘，我的叔父还蒙在鼓里，我那时年纪小更不知道。

    民国三年，我六岁，南市县城商业日益衰落，裘天宝银楼搬到小东门，我们也跟着在小东门开设了一家很大的绸缎铺，其实这是孤注一掷之计，我家命运就靠此一着，不料只开了一个短时期，就宣告破产。从前的商业机构最重信用，虽已破产，一切欠债，仍要全数还清，只有倒出没有倒进，所以在还清欠债之后，每一房的家中，便一无所有了。

    从前没有幼稚园，我初时在绪纶公所的学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请的一位塾师是秀才，月薪十二元。继而进大东门育才小学，这家小学开设在王家祠堂中，老师都是知名之士，其中志愿者有史量才、曹汝霖、黄炎培等（按：现在留在香港的银行家徐大统兄，制衣业巨子朱敬文兄说起来都和我是先后同学）。一天，我从学校中放学回家，见到父亲与母亲都在流泪，说不久我们就要迁出这大宅，将来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读书，因为育才小学每学期学费三元，以后负担不起了。

    我家店铺倒闭后，父亲郁郁寡欢，认为来日大难，于是不做老板做伙计，到一家大绸缎铺去当总账房，月薪十元，他觉得环境大非昔比。有一天，他叫着我小名说：“阿沅，我带你到夷场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乐一下。”（按：上海县城中人称租界为夷场）我就跟着父亲搭电车到英租界大马路，在石门路口一家很简陋的越式西餐馆进餐，我记得电车道法租界是收费铜元一枚，由法租界进入英租界的电车又是铜元一枚，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猪排。父亲告诉我，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钱的，我就吃了很多，觉得涂了牛油滑润异常，极为可口，吃完之后，父亲又带我到一家髦儿戏馆去看戏，每客收铜元十枚，儿童是不要钱的。那时节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到租界区一定要吃大菜、看戏、坐马车，成为三部曲。我嚷着要坐马车，父亲说马车是私家设备，出租的马车，要到跑马厅旁马车行去租，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费了，于是仍坐电车回家。

    这般的欢乐时光，只过了一天，次日父亲以铜元二枚，购酱猪肉二块，吃了之后，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来势凶险，一日数变，请西医治理，医生一味摇头，病势日益严重，经过了七天，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临终时，有气无力地说：“阿兴要出洋，阿沅要做医生。”断断续续地重复说来几次，这是父亲对我们兄弟俩的期望，其时我父亲只得三十七岁。

    我的父亲虽有这样的期望，可是那时我们家中尽其所有只得三十六枚银元，连后事都无法料理，兴哥拿出了他的积蓄五块钱交给母亲，我也把一块压岁钱拿了出来，母亲嚎啕大哭起来，大家也跟着泪如雨下。我的一块钱，母亲没有接过去，一边哭，一边将我的手推开。

接着我四伯父匆匆赶到，进门便大哭，哭到嘶不成声。这时我的大姊年仅十六岁，兴哥十岁，我六岁，大妹四岁，幼妹二岁，都在童年，而且母亲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就是后来遗腹而生的士范弟弟。

李静整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