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历时3年之久的民间借贷危机，温州的老板们开始主动把投资与投机区别开来，在这个“每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老板”的地方，正在迈出转型升级最坚实的第一步——实体经济回归主体地位。7月25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披露，由正泰和华峰为发起人的温州民商银行已正式批准筹建，对于“每根发都有创业基因”的温州人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恩格斯说过：“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刊登此文正是我们相信，温州注定还会为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方向探索新路。

■　本报特约记者　吴道勇　陈小敏

    7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题为《基层官员为何示弱银行：担保链后遗症银行抽贷》的文章，记者通过对频繁奔波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浙江诸暨市大唐镇委书记的采访以及与多名企业家的对话，向人们揭示了另一个浙江大唐样本：担保链后遗症显现，有企业“躺枪”损失近千万。由于银行收贷和经济下行趋势而加剧的担保链风险让当地企业家如履薄冰。为行文方便起见，笔者将这种后遗症妄定为“大唐之恙”。

    大唐，是浙江民营经济产业集群的重要样本，就在去年这个时间，记者曾两下大唐采访。大唐可分为“经济大唐”与“行政大唐”，前者涵盖了诸暨市近10个乡镇同质化企业多达万余家的袜子产业集群，年产值630多亿元，后者是建制上的大唐镇，面积53.8平方公里，是大唐袜子产业集群中的龙头板，年产值200亿元。

    当下，大唐镇袜业危机的真相是资金链断裂之困，个别企业发生了风险，拖累了担保的关联企业。近三年，全镇“路跑跑”企业所涉及的袜子总产值约为5亿元，仅占全镇袜子总产值的2.5％，结果针尖大的洞透过了斗大的风。在此危厄面前，外界的评价是“信用危机”，银行的反映是抽贷。前者的说法反映外表而并非本质，银行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作为“微观经济领域里的生物”，趋利避害是其本能。

    实际上，“大唐之恙”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大的课题，这就是我国经济周期的发生与破解。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周期已现端倪，温州的金融危机、长三角不良贷款骤增等等，这些都是进入经济周期的反映。

    从实践层面看，中国式的经济周期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首先，证明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有产物”，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与意识形态无关；其次，证明了它不一定是全局性的，完全可以是区域性的、产业性的；第三，证明了它并非一定源于产能过剩与市场疲软，还可以是竞争力的虚脱，利润太薄生存难；第四，证明它还可能是梯次性的，国内基本相同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上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台阶落差，东部顶住了天画板，中部还处在上升中，西部则处在工业经济起步阶段，都在一个方向上行进，现在看似相对健康的中部经济，或许是还没有到发病“年龄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出现过最有代表性的三种形态，即以个私经济为主“温州模式”，以乡镇和社队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和以吸引外资为主的“特区模式”、后来发展成珠三角板块。在这三大模式中，影响力最广的是“温州模式”，她不仅带动了浙江草根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且对于全国各地民营经济的兴起发挥了广泛的示范作用。

    民营经济从一破土，就与生俱来的带有不良基因。温州经济结构以生产日用生活用品为主，是经济短缺时代的产物，生产出什么，就能卖出什么，家家户户办厂做生意，经济就这样红红火火发展起来，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与传统加工型，全国各地复制出来的民营经济结构也无不如此。在浙江，鼎鼎大名的“传化”造洗衣粉，掀起“万向潮”的大集团出产的是汽车上的一个小配件，其他诸如纽扣、领带、皮带、袜子、打火机，虽可垄断国际市场，所挣到的只是蝇头小利。珠三角品位高一点，其实最出色的也只不过是对现代电器的复制，没有知识产权，东莞名谓“电脑之都”，生产一台产品赚不了几个钱。近些年来，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声誉雀起，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其实只是充当了“世界作坊”，称世界工厂是不够格的。

    科技含量低、附加值小、利润薄，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胎记。在度过短缺经济期以后，需求开始升级，低端产品形成了产能过剩，因民营经济普遍规模过小、产业低端，无法及时转型升级，走在最前面的陷入低谷，区域性经济周期就这样悄然到来。最早碰顶的温州，“老公辛苦办厂十年，不如老婆炒房一年”，民营资本率先大举脱离主业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一切“炒”字当头，后来凡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无不步其后尘，并变异出很多形态。“担保经济”就是其中一种。联保联贷是义乌人的创造，最早由当地农行和建行推向市场，当时的联保体以家族成员为主，联保体内打断骨头连着筋，信用度非常高，并无风险发生。后来，在一些地区变异出一种“有偿担保”，某企业替人担保，代偿只是一种可能，而有偿机率却是100％，一般抽取的费用占到贷款额度的10％左右，或是无偿占有被担保企业所得贷款部分使用权转投到证券市场、房地产及民间借贷，这就成了“二影子银行”。这是由企业完成的信贷资产错配，而不知究里的人将“错配之罪”扣在了银行头上。这种错配，为亟待转型升级的民营经济提供了负能量。从温州到大唐，办“二影子银行”失败后当路跑跑的既非大型企业，也不是小微型实体，恰巧就出在了社会呼吁银行应当给予重点关注的中小企业层面，它们是中小企业群中的“精壮汉”。

    呈区域性特点的经济周期相对于全局性经济周期而言，具有较大的可逆转性，革除中国民营经济病根，出路在于转型升级。浙江兰溪市博远金属有限公司是一家收购加工废旧铝材的企业，起先也是劳动密集型，全部生产线员工多达1400多人，利润非常薄，因坚守主业，几年前得到建行兰溪支行的支持，进行设备改造，现在保持同样产能实际用工不足300名，焕出发全新活力。永康五金产业在政府的支持与倡导下，启动“机器换人”产业升级，开始由劳动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正快步跨入“大机器工厂”时代，成为全省转型升级的区域样板。恩格斯说：“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后果中学习来得快。”现在，浙江乃至长三角的业界开始主动步入转型升级的征程，而面临的问题是贷款越来越难，很多地方和产业遭遇“高原寒，炊断根”。这个问题，大唐镇书记徐洪解决不了，省市委书记也未必能解决。着眼大局考虑，从经济周期的“中国特色”出发，全国信贷应大举救援式投放，让长三角这支先头部队快速渡过罗曼底海峡抢占并巩固滩头阵地。而处在微观经济领域里的商业银行，正在对增量信贷资产作后撤式转移，尽管从区域经济周期梯次渐进的发展趋势考虑，这种做法极有可能是最愚蠢的，但希望银行主动作逆周期投放是不现实的，因为单个银行的孤军突击，只手难解千千结，后果只会是陷落。在他们看来，还是眼前的稳妥最重要，如果湖北湖南更安全，自然不会把大注下在浙江。这需要集中大智慧作顶会设计，并组织统一的行动。近期，央行定向降准释放流量，7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十项措施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这些都是正能量，但仍远远不够。有企业反映，近两年“政策一年一箩筐，就是不见一分钱！”应该由国家兜底，对最先进入区域性经济周期的省区来一次直接的“定向投放”，如果先头部队过不了“雪山草地”，后续部队将来更过不去。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作为民营经济发祥的圣地，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现在门庭冷落车马稀，其实，这个时候各地政府和业界更应该“再读温州”。这起码有两大好处，一是从温州经济病变中吸取教育，加强对自己体内的病源的控制，争取少发病、晚发病、发小病甚至不发病；二是从温州转型升级的现实中获取最鲜活的经验，他们石头摸对了，跟着跨步，摸错了，绕过去以免重复错误。

    温州的起步是辉煌的，温州的陷落是惨痛的，温州的自省是及时的。经过历时3年之久的民间借贷危机，温州的老板们开始主动把投资与投机区别开来，击鼓传花式的资本传递戛然而止，业界在政府的倡导下开始主动修复金融风波的创伤。在这个“每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老板”的地方，正在迈出转型升级最坚实的第一步——实体经济回归主体地位，经济空心化的温州快速进行着实体回填。前些年，全温州70％的实力型企业涉足房地产，原有的企业只是其融资平台，现在已全部撤出。7月25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披露，由正泰和华峰为发起人的温州民商银行已正式批准筹建，这也为温州经济的转型带来不小福音。温州的转型升级注定也是艰难的。一是转型升级面大，现在利润空间在3％以下的实体不下万余家，且在整个产业结构中，装备制造业所占比重不足10％，基本上是“全军长征”；二是资金供给不足，由于不良资产企高不下，银行业主要精力压降不良，增量投放极少，民间资本风波过后惊心甫定，还处在观望期；三是政府如何使有形之手变得真实有为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也需摸索前行。尽管危机或许尚面至底，资本仍在沉寞，但这对于“每根发都有创业基因”的温州人来说，注定还会再创辉煌。

    现在，从温州到整个浙江，经济蛰伏与调整正在积蓄新一轮领跑的能量，大潮必有再起时，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希望，依然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及环渤海这三大前锋地带，全国各地政府和业界，不妨继续用火辣辣的眼光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