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杉

    五年前，我读过一本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的书《货币崛起》，该书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中美国”概念。这个概念一度引发全球学术界和政界热烈关注，部分美国政界人士趁此提出了中美共治G2话题。

    尽管中国淡化对“中美共治”话题处理，但在国际财经外交圈对G2还是颇为赞同。我的一位经常参与G20事务的同学说，老外们经常笑言，所谓G20，其实就是G2加0。这虽是笑谈，但突显了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作用。

    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金融危机后建立的G20全球治理平台影响力正在减弱，全球治理改革也并未按照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愿望继续前行。相反，在美国主导下，全球治理框架正在重新架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有所扩大，但美国已经决心改变战略，希望再次建立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并已经付诸行动。

    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就是美国重建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工具。

    所谓TPP，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原本是新加坡、新西兰等亚太地区四个小国参与的多边贸易协定，奥巴马上台后，开始借用TPP平台，全方位主导并强力推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与贸易议题。所谓TTIP就是“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为美国与欧盟即将全面启动的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一旦谈判完成，该协定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协定。

    TPP谈判目前已经有12个国家参与，奥巴马政府于当地时间4月24日通知美国国会，表示有意接纳日本加入TPP谈判，美国国会或在90日内批准。

    无论TPP，还是TTIP，其市场开放水平和对成员经济体的约束力，都高于多边体制WTO。这两个谈判若完成，将建立一个以美国为轴心，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全球两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六成以上。虽然美国公开讲APEC成员都可以加入TPP谈判，但中国至今未被邀请加入谈判，因而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重构中，处于被边缘化局面。

    一旦这两个自由贸易区形成，不仅降低多边体制WTO重要性，也因区域内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导致中国对亚太主要经济体和欧盟的出口竞争力降低。

    尽管美国强调，建设两个自由贸易区的目的是重振美国制造业，但美国如此大动干戈地开展双线谈判，其目的显然不局限于经济复苏。除了制定更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范外，更给美国带来长远战略利益。

    美国主导TPP和TTIP谈判，就是要抑制中国影响力，此举被国际战略家解读为ABC，即“中国除外”（Anyone But China），不带中国玩儿。

    美国主导TPP和TTIP谈判战略目的突出，不仅要在全球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中主导进程，更要抑制中国崛起。

    其一，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圈领头羊作用。无论是10+1，还是10+3，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一直处于战略主导地位，不仅在与东盟合作中占据主动，甚至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也占有利位置。随着TPP对日本和韩国，乃至对东盟国家吸引力增强，东亚经济合作处于被动之中，日本和韩国一方面可以加入TPP，扩大贸易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利用TPP谈判来施压中国，这不仅损害中国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利益，而且削弱中国地区影响力。

    其二，降低中国战略红利。中国主导东亚地区合作，不仅经济上利益显著，而且取得战略收益。台湾地区一度有自己国际合作战略，但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以及中日韩自贸区设想付诸谈判，台湾为避免边缘化，被迫加强和大陆经济合作。两岸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降低了其作为美国棋子的价值。而美国启动TPP谈判后，将重新为台湾拓展战略空间，这增加了两岸发展不确定性。

    其三，美国欲确定老大地位，抑制中国全球发声。

    鉴于TPP和TTIP囊括了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众多新兴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也超过全球总量一半以上，这两个自贸区确定的贸易和投资标准，不仅影响这两个经济集团，而且提高其他非成员进入这两个市场的交易成本。这使得WTO多边机制价值下降，美国再度成为全球经济规则主导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但随着TPP谈判加速和TTIP在六月启动，中国的战略空间正在被压缩。美国不仅在太平洋容不下中国，在全球框架中也容不得中国发声。（作者为《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经济学博士）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